编者按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谋划，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如何深刻理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怎样才能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最具潜力的创新幼苗？如何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向新阶段？本报约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
作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的城市之一，未来上海将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中心能级跃升。
■主持人：刘迪 本报记者
■嘉 宾：朱启贵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库）副院长、特聘教授
陈诗一 复旦大学保险应用创新研究院院长、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曹啸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主持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的《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如何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朱启贵：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新时代党领导金融工作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金融事业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唯有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金融工作才能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全局，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和发展轨道，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第二，坚持人民立场是价值依归。金融服务要扎根实体经济，坚决避免“脱实向虚”。要持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动普惠金融下沉至中小微企业与基层民众。第三，坚持中国特色是实践路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植根于中国国情的伟大创造。它要求我们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统筹发展与安全，借鉴国际有益经验的同时，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体系，探索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金融方案。
陈诗一：建设金融强国作为国家战略核心目标，要求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涵盖基础能力、服务能力、市场体系、机构竞争力、治理能力及国际话语权的“六个强大”的系统性金融能力。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这是其区别于其他发展模式的鲜明标识。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植根于中国国情的重大制度创新。走好这条道路，关键在于系统协同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尤其是促进以科技金融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以数字金融构建碳管理基础设施、以养老金融引导长期资本支持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贯穿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过程——前端孵化清洁技术，中端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后端依托碳市场实现生态价值。
曹啸：解读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需要从中国金融体系内生演进的历史路径开始，确立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历史观，凸显中国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需要纳入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明确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制度观，用中国金融体系内生演进的逻辑论证中国的制度自信；需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丰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功能观，阐述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既有的成就与未来的目标。
从历史观、制度观和功能观的视角出发，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典型特征和成功经验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离不开金融的前瞻性，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典型特征。第二，中国特色金融体系有效实现了市场机制与国家调控之间的平衡，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和改革目标。第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成功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国家战略正是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的功能所在。第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以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最终目标。
主持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金融如何更好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金融体系如何有效服务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畅通全球链接，以金融活水滋养新质生产力发展？
朱启贵：新质生产力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其发展亟需金融体系的深度适配与精准赋能，亟待金融供给模式的创新。
第一，风险投资引领，破壁创新“最初一公里”。新质生产力早期的研发高风险、长周期特征与传统银行信贷避险偏好天然冲突。因此必须强化风险投资体系的支撑作用，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构建覆盖“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的全周期支持链条；同时完善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等风险分担机制，为创新者提供“敢闯敢试”的底气保障。
第二，银行重塑信贷逻辑，推动“技术流”代替“现金流”成为核心评价维度。建立专精特新企业技术价值评估模型，探索“研发贷款”“人才贷”等专属产品；深化“投贷联动”模式，以“股权+债权”组合拳实现全链条覆盖。
第三，成熟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创新成果转化与规模扩张的关键跳板。需深化注册制改革，优化科创板、创业板定位，畅通“硬科技”企业上市通道；丰富知识产权证券化、科创票据等工具，为轻资产创新主体提供多元化融资路径。
第四，政府发挥“引导之手”作用，构建系统性支撑。通过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措施降低融资成本；设立国家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科技”；建设统一的企业征信平台，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最具潜力的创新幼苗。
陈诗一：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精准破解关键瓶颈，重点打通三个环节：
一是畅通“技术-资本”转化链条，服务科技创新。针对技术研发到产业化过程的融资难题，大力发展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创新知识产权质押、投贷联动等模式，创新“科技+绿色”复合型金融产品，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周期、多元化融资服务，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核心驱动力。
二是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资源配置。聚焦工业部门高碳排放转型痛点，构建分行业转型金融标准和支持体系，引导资本支持钢铁、化工等行业清洁技改，推动高碳产业绿色转型。利用数字金融优化供应链金融，提升产业链整体效率；通过普惠金融增强中小微企业活力，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潜能。建立跨部门的转型项目与金融资源对接机制，实现资金精准滴灌。
三是健全风险防控与市场联通，保障行稳致远。针对科技等新领域，建立健全前瞻性的风险评估与保险机制，强化ESG信息披露与第三方鉴证。警惕科技泡沫、“洗绿”和转型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累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利用上海金融中心的优势，链接全球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广阔空间。
曹啸：金融更好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的功能。第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优化金融体系，使之更有效地服务国家战略。第二，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前瞻性、系统性改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金融体系。第三，以金融的集成式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第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有效推动中性竞争的金融体系，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中性竞争的金融体系推动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第五，构建有效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更好地协调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之所以立得住、行得远，根本在于它深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厚土之中。如何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加深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解，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提供强大支撑？
朱启贵：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筑牢金融强国根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灵魂工程和长远之策。
一是强化政治引领与顶层设计。在金融立法和监管政策中进一步体现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要求。
二是深化思想教育与价值内化。结合党史、新中国金融发展史、中华优秀传统金融伦理开展教育，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核心内涵纳入金融从业人员入职培训、继续教育和资格认证体系，在高校财经类专业教育中融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内容，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的金融人才。
三是健全制度保障与行为规范。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具体化为业务标准、操作流程和绩效考核指标。
四是营造浓厚氛围与社会共建。开展金融知识普及、诚信宣传、风险教育等公众活动，提升全社会金融素养和对健康金融文化的认同。
陈诗一：在实践层面，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体现为多元融合。比如，将传统治理智慧融入现代金融治理。从《周礼》的“山虞泽衡”生态管理制度，到绿色信贷环境风险“一票否决制”，体现了“取之有度”的可持续理念；从古代“信义为本”的商道，到现代普惠金融的诚信要求，同时融入对科技伦理、数据安全的审慎考量，构建稳健包容的金融治理体系。又如，民本思想融入绿色普惠金融实践。通过建立个人和企业碳账户体系，量化绿色行为的环境权益，将其转化为信贷优惠等实际激励，让绿色发展成果惠及大众。数字金融技术大幅提升了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和服务效率，使“普之城乡，惠之于民”的愿景加速实现。区域绿色金融协同机制的建立，也为两者融合提供了实践样本。
曹啸：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强国之路，既要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要坚持适应我国国情、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的鲜明特色。这需要我们站在更深刻、更长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察视角，看待中国特色金融强国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别是要注意培养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因此，要坚持“两个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在学理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金融理论体系；同时，要创新金融人才培养体系，把中国特色金融强国人才的培养作为目标。把中国金融史、中国经济与金融思想史、清廉文化等方面的专业课程纳入高校课程体系。打造金融专业训练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现代金融理论学习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金融创新人才。
主持人：纵观世界金融发展史，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是金融强国兴衰的重要标志。近日，《关于支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出台。站在新起点上，作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的城市之一，上海怎样实现国际金融中心能级跃升？
朱启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能级跃升，本质是通过制度突破、功能升级、开放合作和技术革命，实现从“流量中心”向“功能中心”的质变，这一进程需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
一是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生态。以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和浦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为平台，推动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形成“开放-改革-创新”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对标CPTPP等国际规则，简化跨境投融资流程，完善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试点，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渐进式改革；另一方面，优化法治环境，健全金融法院与国际仲裁机制，增强外资机构对“上海规则”信任度。
二是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打造具有定价权的高能级市场。依托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科创板，吸引硬科技企业上市，构建“科技-资本-产业”闭环。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大宗商品期货和碳金融产品，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话语权。培育头部金融机构，支持设立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
三是融入全球金融网络。深化与香港、新加坡等国际枢纽的错位合作。通过“债券通”“沪港通”等机制，强化离岸与在岸市场联动；吸引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落户，增强国际金融组织参与度。借助共建“一带一路”机遇，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更多节点，形成“以上海为枢纽、辐射全球”的金融网络。
四是引领金融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是能级跃升的核心驱动力，上海需加快央行数字货币试点，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支持张江科技金融示范区建设，推动区块链、大数据、AI技术在风险防控、绿色金融中的应用。此外，建立“监管沙盒”机制，平衡创新与风险，打造安全高效的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
陈诗一：今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两中心、两枢纽、两高地”，上海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核心在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绿色金融枢纽，实现三大维度的跃升：
一是服务范围跃升——从区域协同到全球治理参与。深化长三角金融协同，积极参与全球科技金融规则探讨、绿色金融标准制定、数字金融治理合作，提升上海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
二是服务功能跃升——打造全球要素定价与配置中枢。做强科技金融枢纽，深化科创板改革，打造服务硬科技企业上市融资的主阵地；打造碳定价中心，完善全国碳市场，发展碳金融衍生品，提升流动性与定价效率，形成国际影响力；建设数字金融高地，推动金融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发展安全高效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
三是服务对象跃升——深化在岸与离岸市场融合。探索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领域的跨境业务创新。重点推动人民币在科技企业跨境融资、绿色债券发行、绿色项目投融资、碳资产计价结算中的广泛使用，提升人民币在全球高成长性资产（尤其是绿色资产）定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高质量发展战略协同。
曹啸：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的全球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国中心。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和开放的前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金融改革和开放的体现。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重点是跨境金融体系的构建，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重点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以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建设为重点优化中国金融市场结构，以推动新型国际贸易为重点落实经常项目可兑换，以连接全球创新资金为重点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在岸化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为重点提供跨境资金连接全球的平台和渠道，以支持颠覆性技术创新为重点推动本土跨国公司资金自由便利跨境流动，以财资中心建设为重点满足集团客户跨境资金的多样化需求，以推动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为重点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拓展金融创新保险与再保险市场和业务为重点为跨境金融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以识别与防范货币错配为重点构建中国特色的跨境金融安全体系，从而实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跨境金融强国建设目标。
原标题：《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栏目主编：杨逸淇
来源：作者：文汇报 刘迪